1606年,荷兰人第一次在澳大利亚登陆,这在世界殖民史上堪称“开门第一脚”。要知道,当时英国和法国还没来得及下手,荷兰人就已经漂洋过海到了这片遥远的大陆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,他们并没有像在东南亚、加勒比那样迅速占领并纳入版图,而是匆匆一瞥后,几乎没有留下深远痕迹。名声打出去了,行动却像是半途而废。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荷兰探险家在航海日志中对澳大利亚的描述大多相当简略。无论是西北部还是北部沿岸,映入眼帘的都是干燥荒凉的沙土,没有金矿,更没有香料或石油。对他们而言,这片土地既不丰饶,也不显得特别有战略价值。几次试图建立补给点的尝试,不是因缺乏资源而夭折,就是因与原住民关系紧张而被迫放弃。水手们在记录中抱怨物资难以补充,甚至常与当地人发生冲突。
从更高的层面看,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心从一开始就没在澳大利亚。公司最看重的是香料贸易,马六甲的胡椒、爪哇的肉豆蔻,都是能立刻变现的财富。相比之下,澳大利亚的荒凉让它根本无法和东南亚群岛相提并论。更麻烦的是,澳洲远离主要航线,补给线冗长,船只要从阿姆斯特丹绕过好望角再横跨印度洋,风险巨大。如此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,根本不符合公司追求快速收益的逻辑。
展开剩余67%荷兰的殖民网络在17世纪的重点依然是亚洲和美洲。澳大利亚不过是地图边缘的一角,难以进入他们的战略视野。加之当时荷兰还要和英国、法国争夺非洲、美洲的据点,财政和人力早已捉襟见肘。1730年至1760年间的账目显示,海外殖民运作费用持续上升,其中大部分花在同英法的争夺战上,澳洲这种边缘地区自然被冷落。
虽然荷兰偶尔尝试建立定居点,但多因补给不足或暴风雨摧毁而失败。1670年代的航海日志就记载了补给船延误、疫病暴发,甚至几名水手差点丧命的情景。这些挫折使得荷兰人更加确信,这块大陆不值得投入更多精力。相反,在爪哇、苏门答腊等地,他们的投资能立刻换来利润,股东当然不会批准额外的赌注。
英国人的做法则完全不同。随着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和社会管理需求的出现,澳大利亚被纳入了他们的殖民战略。尤其是“罪犯流放政策”,让这片土地既能承担社会排放口的功能,又能开拓殖民版图。英国的帆船技术、跨洋补给体系和行政效率也远胜荷兰,使得长期经营成为可能。到了19世纪,澳大利亚矿产与羊毛产业的崛起,更证明了英国的战略眼光。
荷兰错失澳大利亚,并非单纯因为“看走眼”,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:环境恶劣、补给线过长、即时利润缺乏,再加上公司习惯于短期回报的经营模式。他们宁愿集中火力在东南亚的香料贸易,也不愿为一块“未知的荒原”投入。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在2024年评论的那样:“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没有能力扩展,而是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让他们缺乏冒险的耐心。”
最终,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,而非荷兰的疆域。这并不是谁先到达的问题,而是技术、政策、资源判断和战略取舍的综合结果。历史证明,发现一块新大陆不等于掌握未来,能否长期投入并承受风险,才是决定性的因素。荷兰人做出了他们认为理性的选择,只是后来被事实证明,他们放弃的正是另一条通往世界霸权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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